陈思

　　教育部长周济先生被免职了。消息出来后，居然全国一片叫好。这对周先生来说，未免打击太大。也许他认为，自己在任的六年里面，还是贡献非常巨大的，只是老百姓们不理解政府层面的努力而已。我这么说是基于和周济部长的一次会谈的印象，那次关于中印教育的交流。

　　2003年底，大概是11月份的时候，我们在印度的学生代表被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教育处叫过去，和到访的教育部长周济见个面。周部长刚刚到达新德里，在按安排对印度的教育机构进行正式的访问之前，想听听我们这些在印度读书的中国学生对印度教育的感受和评价。

　　大使馆教育处的孙老师先是大致地给周部长介绍我们的情况，然后大家都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印度读书的中国学生主要分布在几个主要的大城市，如新德里，孟买，班加罗尔，金奈等，其中在首都新德里的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的中国学生居多。有自费，也有公派的，学生，也有教授学者，甚至还有来自各艺术团体的访问专家等。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就是印度的高等教育和中国的非常不一样，教材是英文的，和西方的同步性强;内容丰富，思想多元开放，课堂气氛活跃，互动性非常强，老师学生的素质都不错等等。

　　说到中国和印度的教育水平哪个更好，我当时的意见是：在同级别的大学，譬如综合性大学里面最好的德里大学和北京大学，我认为印度BA(本科)阶段的学生要比中国的硕士毕业生的综合素质强很多。周部长一听，感到非常吃惊，说，不会吧，我们中国的本科教育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好的，这个连欧美国家都承认的，怎么会比印度差那么多?当时在印度尼赫鲁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兰州大学的毛世昌教授就说，他在国内带研究生很多年了，中国的研究生综合素质确实是非常让人失望，反而感觉这里的大学生知识面和综合能力更好些。“中国的研究生，毕竟是大学毕业的，有的还是名牌大学，可是对相关学科的很多常识是一问三不知，思考力很弱，思考角度单一。但是印度的学生，就是本科阶段的，你和他们聊天也能发现他们的独立思考和独特观点，有意思得很。”毛教授这么总结说。

　　一阵尴尬之后，周部长马上就问这是什么原因。我总结了几个观点：

　　第一、印度的传统文化非常悠久，至今对印度人的生活还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印度具有多种宗教，而宗教本身就是系统的生命观宇宙观人际观等等，所以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人能够更早地有更多的对生命的思考;又因为多宗教共存，所以又能够理解多元的文化、生活和价值观。

　　第二、印度的媒体完全开放，学生们从小接触来自全世界的的媒体，和关于所有事件基于各个立场的解读，甚至是辩论，视野开阔，思维活跃，思想多元。

　　第三、中印的课堂文化差别巨大。中国的学校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老师满堂灌水学生乖乖听讲，是知识的单行道;印度则教师学生平等互动，学生在老师授课时可以随时发问甚至反驳老师的观点，而老师必须回应，所以是知识的双行道，很多课程都在互动讨论中完成。印度的课堂模式对学生的思考非常有帮助，所以学生思维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极好的锻炼。

　　我在来印度之前，就看过有学者对留学欧美的中印学生做过比较，普遍认为印度学生比中国学生要强很多，不仅考试考得好，而且非常积极地发起和参与讨论。他们非常会提基于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的问题。另外印度裔学生进行独立研究的能力，也普遍高于华裔学生。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在国际社会，印度裔的成功人士，远远比华裔人士多。

　　说完这些以后，我开始提一些简单的个人建议：一是应该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特别是在基础教育领域加强传统文化的元素，这是一个民族数千年的智慧的延续，至少对我们从小获得更多的思考维度有好处，实施起来也不需要花费教育部的钱，只要下个文件说建议各地区要重视传统文化价值，给学生提供不需要考试的传统文化读本即可。二是加快中国的教材和世界学科发展的同步;三是改变中国的课堂文化，提倡老师和学生的平等和互动等。 还有其他的几条现在想不起来了，反正我当时还比较热情，事先为这次座谈专门写了一篇关于中印教育比较的文章。当然，关于媒体开放，思想多元的建议和周部长没有太大的关系，就不提了。

　　周部长听了，笑了笑，说了一句很雷人的话：“我们都受过教育，就都认为可以对教育发表意见。” 说完这句话，就开始谈中国自49年以来在普及基础教育、扫除文盲的努力和成绩，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认可，世界范围内的称赞等等的长篇大论，说了很长时间。因为篇幅太长数据太多，我当时也没有好好专心，所以不能很准确的引用他当时的回应，不过我在网上搜索到他从印度回来之后的一个采访，看起来倒是比较熟悉：

　　“关于质量问题，我们都应该树立科学的质量观，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高等教育的质量认识也应该与时俱进。比如说，现在高等教育的数量发展很快，毛入学率已经达到17%，这和当年1%和2%的精英高等教育应该说是有很大区别的。现在是17%，下一步要达到20%的大众化的高等教育的质量评价体系。再比如说，现在经济建设发展很快，高等教育必须要适应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在评估体系中明确提出来，逐步建立与人才资格认证和职业准入制度挂钩的专业评估制度，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明确提出来要以此为导向进行质量的考核。政府的最大任务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央和各级政府跟教育部都增加了教育投入。上届政府在加大教育投入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当时采用了一个政策，叫做增加一个百分点。就是各级政府在年初做财政预算的时候，同级财政在各行各业的投入方面，教育的投入在整个财政投入中增加一个百分点，中央带头这么做的，各级政府也跟着这样做了。经过这样的努力，教育经费占整个GDP的比例在五年当中，已经从原来的2.45%增加到3.41%，也就是在五年时间里增加了0.9个百分点，这是很了不起的。而且大家也注意到，这几年我们国内的GDP增长速度很快，在上一轮教育行动振兴计划当中，我们的教育经费、教育投入在全国范围内是增加得比较多的……”

　　当我们已然忘了这个话题和印度教育有任何相关的时候，周部长才开始讲到，印度在IT的行业教育方面，特别是职业教育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云云。然后就没了。也不知道他是听不懂还是作为官员不便表态，反正他就再没有对我们的意见和建议做过任何回应了。“毕竟只是个官僚”，我的心里真是拔凉拔凉的。对于中国的教育，这位部长真是充满了骄傲，基于过去几十年的扫盲运动和基础教育普及的数据，就敢于面对世界上任何关于现代教育的质疑和问难，真是底气太足了点。既然不认为中国的教育有什么问题，那么也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改变的必要了吧。

　　我还是心有不甘，还想说几句。但是周部长明显中气充沛，表达欲也强，主持也控制得比较紧凑，所以周部长说完了以后，也就没有人有机会再说什么。

　　部长和其他官员离开时，我赶紧到了洗手间。刚要出来，突然进来了几个人，仔细一看，正是周部长和他的两个助手。打了个招呼之后，我在洗手的当儿就说：“周部长啊，其实我也挺关注中国的教育和文化的，以前甚至还想过以后要当教育部长呢。”周部长笑着回答说，我可从来没想过要当教育部长，我上学的时候就是专心学习，从来不想这些事情。当他洗手的时候，我从包里拿出之前写好的中印教育比较和建议文章，说：“周部长，这是我写的一份关于中国和印度教育的比较，还有刚才说的对中国教育的一些意见，请周部长有空看看。国内的教育我们都觉得有很多问题，我所接触过的几乎所有学者教授都不那么乐观啊。” 周部长刚才还自豪地笑着的脸，就变得不自然，甚至有点不快，指了一下助手说，你给他吧。然后就再不理会我，径直走向大门。

　　这几年想起那次座谈，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那一句：“我们都受过教育，就都认为可以对教育发表意见。” 显然周部长认为对教育的意见是有级别的，不是个个都有资格发表，或者值得他去认真对待的。那么，周部长每天接触到的最有级别的意见表达者，大概就是国内的相关部门，外国教育官员，联合国的数据等等。现在想来，对于扫盲数据的满足和国际认可的虚荣，也许就是导致周部长在任六年固步自封，毫无建树，被免职后举国欢呼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