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的核心宗旨是中庸，应该说在孔孟学派一直占据大半个国民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度，最不应该出现偏激、过激，乃至变态等等之行为，应该是比较保守（如政治、经济革新等都是一小步一小步的来，往往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应该比较谦和（如胡适先生一辈子不温不火、坚持了60余年的中庸之道，却在民主问题上不断抨击当时蜗居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但是，往往事与愿违，越是如此这般，国人越是极端的走在不可思议的行为与状态中。

这样的事情，历史上多了，譬如殷纣王修建鹿台“台高插汉、榭耸凌云”，据《太平寰宇记》载：“鹿台在县西二十里，帝王世纪云：纣造，饰以美玉七年乃成，大三里，高千仞”；秦始皇帝修建的阿房宫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到唐代大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中“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虽有所夸大其词，但是也不失劳民伤财之深；清廷的康熙朝始修的万园之园圆明园，历经150余年建成圆明三园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共计一百余处园中园和风景建筑群，占地达5200余亩（约350公顷）；以及各朝帝王大兴土木、耗费巨资、人力、财力、物力修建皇宫、陵墓等不计其数，无不是追求豪华、宏大、磅礴、气薄云天之气概，对于这些专横跋扈、集权一身的帝王统治阶级来说，眼里自然没有什么中庸之道、儒家思想了，他们心里一意想的只有自己的骄奢淫逸生活。

当今社会更不乏这样好高骛“大”者，可谓是“后继有人”。动不动搞星级规格、超豪华标准、之大之世上罕见者不乏其人其事其行为者，如永城花三千万建“刘邦塑像”（停建中）、新郑市欲打造长21公里耗资3亿元的“华夏第一组龙”、 西安欲投资1400亿元改造大明宫遗址，以及近日济宁要建规模庞大耗资上百亿的“中华文化标志城”，无一不是朝“第一”奔呢。如此景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边有四川江油市将以金黄色的油菜花与翠绿色的麦苗为背景色的“李白一张脸、占地八百亩”欲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这面又开始准备已经筹建世界最大的“幼儿园”—— 山东省广饶县要建占地158亩的“世界最大幼儿园”，但也有村民怀疑这只是个名头，将来会变公益拆迁为商业拆迁，而拆迁补偿很低。一位村民因为反对拆迁被拘留。（3月26日《记者观察·民声》）

据当地一位知情人士分析说，与“县直幼儿园”相近的“广饶县第二实验小学附属幼儿园”占地大约10亩，在广饶县算得上一个大型幼儿园，里面有学生大约500人；而“县直幼儿园”计划用地158亩，是“广饶县第二实验小学附属幼儿园”的15倍，按照比例，应当接收7500名学生才是。但是“县城里总共才10万人，上哪儿去再招7500名学生？”无论是商业行为或者公益行为，完全超出了当地的市场需求价值，哪来的什么商业市场或公益性质的潜在市场。暂且不论这个工程是否存在各种利益博弈问题，除了以“文化工程”之名行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之实，劳民伤财之外，这里的心理因素至关重要，为什么要建第一，为什么要搞世界之最？

累计看待这些，其中所突出的不就是一个“大”字吗？可是国人不长记性的是，当一个政权垮台、空虚之后，阿房宫被农民起义军一把火烧了，烧得什么也没有了，号称世界级园林之最的万园之园圆明园历经五位帝王的不断扩建、修葺，最终也不是被英法联军抢掠带进、乃至一把火烧成砖头瓦砾了吗？殷纣王修建的鹿台，乾隆时期的《淇县志》还在记载“今遗址尚存”呢，可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所有碑石、砖块都被村民抬走修水库以及用作墙基了，无一留存。不以历史比拟现在，更不用“借古讽今”，只看现代社会，凡是投资大、占地面积大、工程大的楼堂馆所也不会落下什么好下场，至少还没有看到坚持到最后一刻的先例。

于是一个“大”字，突出了严重的国人心态缺陷，这里面既有帝王思想作祟，也有在心理上先入为主的处于被动、弱势的缘故。而这一缺陷以及来自于国人内心的卑污感必然会通过某种方式找出寄托或依托，否则就会如坐针毯、心神不宁，如好面子，于是有了争夺“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癖好，有了百般的不如意，所以需要某种变态的行为撑起虚诺、自卑的内心世界。不知道这是否源于——当国人在西方人面前为生殖器而羞愧时，爆发出来的强烈压迫窒息感；当国民感到不如西方人自由而伟大时，依赖于不断创造人为“奇迹”，来证明中华民族的强壮人格？看看我们中华民族多么有创造力，多么有神奇力？

难道说，这些就可以换来国人独立自由之精神、国强民富吗？

陡然想起历史上一个文化相对发达、社会相对混乱的时期，即魏晋南北朝时期。据《世说新语·任诞》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为何出现这样一幕高傲自大、放荡不羁的行为呢？我想着与当时的政治机制有关，因为一度的高压政策，导致杀戮无数，孔融、祢衡、何晏、嵇康、夏侯玄等等都被杀了，所以，清谈便可以远离政治中心，譬如刘伶什么也不放在眼里“天地就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进到我的裤子中来？”这种以“大”为本的东西正是思想得不到政治的关怀，随之演变成清流玄谈以及黄老之道，到陶渊明时代，基本变得更加平和了。

不禁豁然开朗，今天不过是追求的如魏晋风流名士一样吗？只不过是今人学不到那时期风流名士的“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的思想豪迈，只是用某种行为怪异的办法，表白自己并不与政治挂钩或对立，甚至一味的祈求政治上的恩惠赐予吗？

平心而论，魏晋虽然文风有可观丰收之处，但是误入清谈、吃散，甚至追求房中、长生不老之术恰是那个时代的质地裂变，今天也不例外，国人正行走在一个变态的社会里，堪称世界之最。而一切问题或也出现在社会机制上，一个缺乏自信心的民族，只会通过类似这种大工程、破纪录的“大”字追求，以及那些自以为建个文化城、搞个拜祖大典乃至国家级祭祀就能够团结人心、凝固战斗力，来掩盖内心的彷徨和迷惑，无论如何也不懂得尊重人类自己的行为应该如何通过肢体表达——如西方国家可以通过一双手决定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因为自己的权利意味着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应有的经济回报或社会福利。

计划经济搞浮夸风亩产上万斤饿死的都是那些底层劳动人民，今天遍地搞大工程直奔世界级高峰贫苦的都是一些低收入阶层。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滋生什么样的土壤，一个“好大喜功”的时代，也自有它发生一切“神奇创造力”的源泉。你明白了吗？没有明白大可继续思考，聊怪本人浅薄吧。